军事领导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军事领导学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有中国特色的军事领导学,尤应以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系统学说,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的极为杰出的贡献”。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重要著作,是“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最光辉的范例”。

毛泽东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可以说主要表现在四个基本关系的正确处理上,即:主观和客观的关系,普遍和特殊的关系,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统帅和群众的关系。贯穿在这些基本关系之中有一条红线,这就是辩证唯物论和唯心论、机械论的斗争。

毛泽东指出:“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他们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或者是毫无根据地纯主观地说一顿;或者是只根据问题的一侧面、一时候的表现,也同样主观地把它夸大起来,当作全体看。”“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所谓客观的观点,也就是唯物的观点,从实际出发的观点。所谓全面的观点,也就是辩证的观点,对立统一规律的观点,两点论的观点。

这里指出的是两个对立: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对立,机械论(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的对立。我们从毛泽东的军事著作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要抓住这条红线。同时以此作为研究军事领导学的指导思想。

一、主观和客观

 

思维和存在即主观和客观的关系,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出发点。这个基本问题无疑也寓于战争之中。战争是敌我双方一切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全面竞赛,这是任何战争的指导者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客观物质条件的基础上,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即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对战争问题中主、客观关系的总看法。

1.从客观实际出发,高度发浑主观能动性

毛泽东认为,军事家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这正是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唯心论划清了界限。战争的客观条件是什么呢?它包括军事、政治、经济、自然(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

军事条件:军队的数量和质量、整个国家的人力资源以及战争动员的客观限度,是构成敌我力量对比的十分重要的物质条件(能动的物质力量)。如果把人的因素简单地归结为精神力量,那是不对的。在分析敌我力量对比的客观情况时,决不能把军力和人为排除在外。

政治条件:这是指阶级、政党,社会制度代表先进的还是落后的力量。

经济条件:这是指支持战争的财力、物力和生产武器装备的能力。关于战争对于经济的依赖性,恩格斯曾经说过:“暴力还是由经济情况来决定,经济情况供给暴力以配备和保持暴力工具的手段。但是还不仅如此,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情况。”(恩格斯没有提到空军,因为当时还没有空军。)经济条件,不仅是指工业,还包括其他各经济部门,农业是基础。一个国家兵员的最高限额不仅是个人口问题,而且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

我军在过去的战争年代里,物质条件是很艰苦的,武器装备是很落后的,谈不上有什么工业基础,枪炮、弹药的补给主要取之于敌。即便是这样,毛泽东还是十分重视根据地的经济条件和经济建设,十分重视赖于支持长期战争的物质基础(特别是兵源和粮源)。在建国以后,毛泽东认为,只有经济建设搞上去了,国防建设才能得到相应的发展。

自然(地理)条件:战略资源的蕴藏量,领土面积的大小,有无回旋余地,土地肥沃程度,地理位置关系,地理特点(山地、平原、沙漠、沼泽)以及气候等等。

战争性质,战争的客观性质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这一点可与政治条件联系起来理解)。

国际援助:外援的可能性及其限度。

以上这些敌我双方的客观情况,是我们制定战略决策的客观根据。

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要求我们,必须按照实际情况确定战争和战斗的部署。朱德同志在七大的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中,讲到毛泽东的用兵方法时说:“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甚么时间地点打甚么时间地点的仗。第一句话是根据部队武器装备,第二句话是根据敌情,第三句话是根据时间地形各种条件,这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用兵方法。”“这几句话有很深的意义,古今中外,不知有若干军事家在这里栽过筋头的。这几句话尽管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讲的,但就其方法论的意义来说,在现在和未来仍然是适用的。

毛泽东关于能动性在战争中的论述,尤其精辟。他指出:“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

毛泽东在论述战争问题上的主客观关系时,总是强调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高度发挥主观能动性。这种论述既是唯物主义的,又是辩证的,既反对唯心论,又反对机械论。

在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上,唯心论否认或忽视客观物质条件,无限夸大主观作用。机械论则相反,它只强调客观条件,不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两者各执一端,片面夸大,结果都一样,导致主客观相分离。

2.技术决定战术

如何看待技术和战术的关系?这是必须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认为,在技术和战术的关系上,前者决定后者,后者促进前者的发展。技术决定战术本是唯物主义的观点,否定这个观点,是不对的。

这里所说的技术是指的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联系的军事技术装备,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与经济力量相关的武器装备现代化的程度。

为什么说技术决定战术是唯物主义的观点呢?

(1)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的军事技术装备包含在战争的物质基础的范围之中,是属于第一性的东西,而战术(打法)是属于第二性的东西。战术不是任意确定的。

(2)技术决定战术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历来是这样看的。

恩格斯指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的改变甚至变革。”新的生产力同样是军事上每一种新的成就的前提。

列宁指出:“战术是由军事技术水平决定的,——这一真理恩格斯曾向马克思主义者作了详尽的解释。现在军事技术已经不是19世纪50年代那样的了。用人群来抵挡大炮,用手枪防守街垒是愚蠢的事情。”

斯大林说:“作战方式、战争形式,不是永远一样的。它们是随着发展的条件,首先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改变。成吉思汗时代作战的方式不同于拿破仑第三时代;20世纪作战的方式不同于19世纪。”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论新阶段》中说:“在将来,为着准备战略反攻,非提高新式技术建设新式军队不可,须知没有现代新式技术装备的足够数量的军队,要实行反攻,收复失地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在《给总高级步兵学校的训词》中说:“为了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了,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

(3)技术决定战术的道理已为古今中外的战争历史所证明。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首先或最终必然应用于军事领域,使军队的武器装备不断得到改进。而军队装备的发展变化,又必然促使作战方法改变。短兵相接,列阵格斗,是冷兵器时代的作战方法。疏开队形、火力与运动相结合等新的战法,产生于火药和火器应用于军事之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时的科学技术成果,被广泛应用到军事上来。战争过程中,首次使用了雷达、电子器材、喷气飞机、翼形火箭和弹道火箭,战争临近结束时,还使用了两枚原子弹。飞机、坦克、火炮等更是得到大量的运用。许多新式武器被制造出来并装备军队,使军队的机动力、突击力、火力大为增强,军队的组织编制与战术也随之发展。

(4)明确技术决定战术的观点,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当今,世界上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随着原子能、航天技术、电子技术以及激光、红外等科学成果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技术兵器和装备,它势必给未来战争的作战方法带来重大影响。我们作为唯物论者,必须正视这个客观现实,努力探索现代条件下的作战指导规律。

在核武器条件下的攻防,同常规武器条件下的攻防,有着不同的特点。例如,在核武器条件下部队的配置,就与常规武器的条件下的要求不同。莫说核条件,就是在自动化轻兵器较多的情况下,刺杀的作用已经不大了。这个例子也可以说明技术决定战术的道理。

否定技术决定战术,不仅在理论上是唯心的,机械的(不承认技术装备的发展对战术的影响),而且在实践上是极为有害的。否定技术决定战术,等于否定了唯物论。承认技术决定战术并不意味着否认军事理论的指导作用,恰恰是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发挥军事理论的指导作用。否则,你这种军事理论,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就是凭空想出来的。承认技术决定战术,并不意味着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恰恰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作战方法的运用和发展,是同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变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承认技术决定战术(打法)同唯武器论,不能混为一谈。它着重说明战术必须随着技术装备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当然,不同的人使用同样的武器装备,打法不尽相同,但是不管怎么不同,也不能违背技术决定战术的一般道理。

我们之所以要说明战争的物质条件以及技术和战术的关系,是为了牢固地树立一切从敌我双方客观实际情况出发的观点。一厢情愿,固步自封的观点,是要碰钉子的。

3.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

毛泽东对人与武器的关系问题,作了科学的论述:“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

“战争的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关键在“决定”两字,如果抽掉“决定”两字,那就把辩证唯物论的论断变成了唯心论。

为什么说“战争的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

第一、人有自觉的能动性,这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一个根本特点。

社会发展史和自然发展史,都要受一般的客观规律支配。但是,两者却有一点根本不同,这就是社会的发展是通过人的自觉的能动性来实现的,而不是盲目地自发地实现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搬开不谈),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反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

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人有自觉的能动性,这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一个根本特点。战争是社会现象,它不是物与物之间的自发冲撞。武器是死的,人是活的。“战争的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正是在承认人的自觉的能动性这个意义上讲的。如果我们否认这个道理,那么怎么能和旧唯物论划清界限呢?

“战争的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这个论断,是就人和武器两种因素相比较而言的,根本不存在要哪个不要哪个的问题,它丝毫没有否认或贬低武器的作用,相反,它把武器看作是“重要因素”。

不承认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那是唯心论。斯大林说得好:“如果你手里没有武器,这又有什么用处;即使你很觉悟,但若赤手空拳,你能在巷战中干出什么来呢?难道敌人的枪弹只会打穿不觉悟的脑袋,而不会打穿觉悟的脑袋吗?”斯大林的这段话是从工人阶级必须掌握武器的意义上说的,无疑是完全正确的。现代条件下不承认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更是要吃苦头的。因为任何先进技术兵器都是要人来操纵使用的,它不会改变人和武器的关系。如果否认人是战争的决定因素,片面强调武器的作用,就要犯机械唯物论的错误。“战争的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这个论断是在《论持久战》中讲的,针对性十分清楚。抗日时期的亡国论者认为:“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他们分析抗日战争,不是依据全部敌我对比的基本因素,而是片面强调敌强我弱这一种因素;在人与武器的关系上,过分夸大武器的作用,抹煞人民群众的能动作用。毛泽东正是针对这种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唯武器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深刻地阐明了人与武器的辩证关系。

第二、“战争的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这个论断是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相一致的。

我们知道,社会发展史是物质资料生产发展的历史,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民群众是从事生产的主体。

生产力是人和劳动工具(手段)组成的,决定的因素是人。尽管使用什么样的劳动工具进行生产,可以反映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但归根到底劳动工具是人创造的,又是人使用的。

战斗力是人和物(包括武器)的结合,决定的因素是人,这不是同样的道理吗?

还需提到的是“战争的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这个论断,是和战争的性质紧密相关的。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决定人心的向背,它是最终决定战争胜负的前提和政治基础。人民战争之所以能胜利,离不开这个前提和基础。

我们对人的因素需作完整准确的解释。这里所说的人,一定要从唯物史观上进行把握。即要把人作为一定社会的阶级、民族的人来看待,而不是作为单个的人、抽象的人来看待。对无产阶级战争来说,人就是人民群众。

“人的因素”固然包含精神因素,但不能说人就等于精神。物质的力量要用物质去打倒,这个“物质”不仅是指武器装备而言,而且是指兵员的数量和质量对比而言。人是精神和物质的统一体,“人力”就是物质力量,“人心”就是精神力量,亿万人民参战是“人力”与“人心”结合的巨大的物质力量。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人和武器是说的能动的物质和不能动的物质(活物和死物)。

我们讲人的因素,不能只讲人心,不讲人力,不能只看到人的精神因素,而忽视人力资源这个重要方面(我国有独特的优势)。一个国家战争动员的能量除了受社会制度的制约外,同人力资源的多寡关系极大。就人的精神因素而言,也不光是指人员的勇敢精神(政治觉悟),而且还包括军事素养,科学文化技术水平(现代化战争对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能否充分发挥人的因素的作用,它取决于: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性而产生的人心向背;强有力的革命政治工作而产生的觉悟、勇敢精神;各种严格的训练而培养出来的作战能力;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以及人力资源的客观限度等。

任何高明的军事家,如果没有克敌制胜的最低限度的物质基础,是不可能取胜的。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最后胜利没有人去争取就不会出现。我们强调人的决定因素,决不是意味着否定物的作用。我们重视物的作用,决不能忽视和贬低人的决定作用。见物不见人,不但对物质力量的理解是片面的,而且对人的作用的看法也是片面的。

第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夸大物的作用、忽视或贬低人的决定作用的观点,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我军20多年的战争史,难道仅仅是或者主要是靠“小米加步枪”这点物起决定作用而取得胜利的吗?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反动派,他们的军力、经济力比我们强大多少倍,反而失败了。我们在这些方面弱小得多,反而胜利了,怎么解释呢?再如,在第三次左倾错误的领导下,红军还是那个红军,武器装备还是那样的武器装备,敌人还是那个敌人,同样的客观条件,红军失败了;在党的正确路线的指引下,纠正了左倾错误,红军却又胜利了,这又是什么起了决定作用呢?

在研究人与武器的关系时,就连资产阶级军事家也是很强调军队的精神因素的。

拿破仑曾说过,战场上的胜利有3/4取决于精神因素,有1/4取决于其他条件。

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过:“我认为土气是战争中最重要的、唯一的因素。没有高涨的士气,则不论战略、战术计划以及其他一切工作如何完善,也不能取得任何胜利。”

当然资产阶级的军事家对军队精神因素的分析,只能是基于唯心史观。他们由于阶级地位的限制,不可能作出完全正确的科学表述(比如蒙哥马利所说士气是战争中唯一的因素就过头了),也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提高军队的政治觉悟。但是,战争的实践使他们十分重视军队士气这一点,也可使我们对人的因素的认识,从某一个侧面得到一定的启示。

在马岛战争中,阿根廷的空军和海军航空兵曾先后多次对英国特混舰队进行袭击,击沉、重创英舰船12艘,给英国海军以沉重打击。其使用的武器装备,既有性能先进的超级军旗式飞机及其装载的飞鱼导弹,也有50年代服役的A—4式鹰式飞机、螺旋桨的普卡拉攻击机,甚至运输机和教练机也装载炸弹对英舰实施攻击。

英国特混舰队被击沉的5艘舰船中有3艘是被阿根廷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用性能较差的A—4攻击机和教练机携带的常规炸弹炸沉的。这说明什么呢?有新式和先进武器当然好,如果少有或没有,只要发挥好人的作用,一些老式的常规兵器仍然可以显示出它的威力。

马岛海区英军指挥官也承认,他们“低估了阿根廷人不怕伤亡的决心,阿飞行员是勇敢的。”英国军事专家说,阿根廷飞行员的勇敢精神,大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神风”突击队的味道。

伦敦的分析家说:英国在制定进攻马岛的计划时是从如下推测出发的:阿根廷的飞行人员缺乏训练,不熟练,缺乏勇敢精神和战争经验,这是一个“严重错误”。英国为这个错误所付出的代价是“大量的军舰沉于南大西洋海底。”

马岛战争的经验教训也证明:毛泽东关于人和武器关系的观点是正确的。

第四、在人和武器的关系上,坚持毛泽东的正确观点,不仅有理论意义,而且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经济领域内,我们提倡发挥优势,在军事领域,也同样如此。在人和武器两方面,和敌人相比,我们的优势在于人;而不在于武器。我们当然要搞现代化武器装备,随着四化建设的发展,我军的武器装备将会逐步改观。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我军的技术装备仍将较大地落后于外国侵略者。因此,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我们仍然要以劣势装备去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在这样的情况下,过分强调武器的作用,忽视或贬低人的决定作用,必然导致放弃自己的优势,从而丧失胜利的信心。

我们今天重新讨论人与武器的关系,其着眼点应该是在客观实际的基础上,研究在新的条件下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新的办法。我们既要反对夸大武器的作用,又要反对完全不顾实际情况,不研究具体方法,抽象地空谈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我们既要反对唯武器论,又要反对精神万能论。

作为一个军事领导者,必须尊重战争的客观规律,从敌我双方的客观情况出发,从中国的国情出发,高度发挥主观能动性,把勇敢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

 

二、普遍和特殊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建立在唯物论的基础之上的,它和辩证法是一致的。人们在战争中要处理好主观和客观的关系,必须处理好普遍和特殊的关系。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我们研究战争就必须抓住这个“精髓”。坚持普遍和特殊、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对战争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这是唯物辩证法在研究战争问题上的具体运用。

1.研究战争的普遍规律是必要的

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也是战争中的普遍规律。研究战争问题,必须学习和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

战争就是敌我双方的矛盾运动。“战争中的攻守、进退、胜败,都是矛盾着的观象。失去一方,他方就不存在。双方斗争而又联结,组成了战争的总体,推动了战争的发展,解决了战争的问题。”

战争中的矛盾运动有许多共性的东西。例如:任何古今中外的战争,基本的战斗形式只有攻防两种。军事原则,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百分之七八十是基本相同的、一致的。前人的许多作战经验,我们可以借鉴。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战争的根本目的和基本原则,是一切战争行动的依据。从战争全体看,消灭敌人是主要的,只有大量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着眼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是我军基本的作战指导思想。这个作战指导思想,是和“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样一个战争的根本目的和基本原则紧密相联的。

再如,自古以来,许多军事家都主张集中使用兵力,包括2000年前的孙子在内。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就是一条普遍适用的军事原则。

毛泽东不仅十分重视研究马列主义关于战争的学说,而且还从研究历史上战争的普遍规律中,批判地继承战争的普遍经验(包括批判地吸取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军事学说中的合理成份)。这些战争的普遍经验是从特殊性的东西中概括出来的,但又不能代替战争的特殊性。对前人的普遍经验采取虚无主义或教条主义的态度,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都是不正确的。

2.研究战争必须着眼其特点和发展

毛泽东不仅重视研究战争的普遍规律,吸取前人的经验,更重视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强调“按照情况活用原则”,反对教条主义。

毛泽东说:“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

只有具体地分析战争的特殊性,分析战争中矛盾双方的基本因素,深入揭露这些因素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才能把握战争的特殊本质和规律,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书中着重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接着详尽地分析了中日战争中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即

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敌人有“一长三短”,我们则有“三长一短”)。这些基本特点反映了中日战争这个特殊矛盾的内在本质的关系,抗日战争中的一切规律性的东西都是从这里产生的。它规定了敌我双方的战略战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人民。毛泽东启示我们,分析战争的特点和发展,必须用客观的、全面的观点,反对主观性和片面性。就是说,“这些特点是事实上存在的,不是虚造骗人的;是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残缺不全的片段;是贯彻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无的。”

毛泽东分析抗日战争以及国内革命战争的方法,深刻地体现了矛盾分析的辩证法。我们分析未来反侵略战争也必须采用这种科学方法。

未来反侵略战争与抗日战争相比,敌我双方的特点有若干基本的共同点:

政治上:敌反动,我进步;

军力经济力:敌强我弱;

国际上:敌寡助,我多助;

战略思想:敌图速战速决,我则持久取胜。

战争的基本规律没有变。未来反侵略战争仍然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人民。

但是,未来反侵略战争是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与我们过去经历的战争相比,至少有几个不一样:

作战对象不一样;

武器装备不一样;

作战规模不一样;

作战方法不一样。

未来反侵略战争,我们面面临之敌,既不同于过去的国民党。也不同于过去的日本帝国主义。

就敌人方面来说,它不但拥有先进的常规武器,而且有核武器和航天兵器。它的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是相当高的。就我们自己来说,许多方面也与过去不同了,特种兵多了,重装备增加了,这同过去小米加步枪不一样了。部队越现代化,越依靠后勤,后勤组织也扩大了。

将来打起仗来,敌人很可能从天上、地上、海上一起来,前方和后方差别就很少了。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立体战、合同战、总体战。

未来战争中地面作战,主要是对付敌人的集群坦克的连续突击,还要对付敌空降、机降。这同我们过去打仗主要对付敌人的步兵不一样了。

敌我双方这些变化,必然给未来战争带来新的问题,新的特点。我们的军事思想,一定要随着战争的变化而发展,军事思想落后,是要打败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法国失败就是一个例子,它对付希特勒还是沿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结果很快就沦亡了。苏联在战争初期,也是由于军事思想保守落后,作战指导上的错误,造成很大被动。战争史实说明,有些军事家往往机械地用上一次战争的经验,去指导下一次的战争实践,结果带来很大损失。这方面的教训值得我们记取。

我们在过去几十年的战争中,大部分时间用小米加步枪,为什么能够打败强大的敌人呢?除了战争的革命性、正义性、人民的赞助这个根本条件以外,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有先进的军事思想、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原理,今后仍然是适用的。但是由于受到一定历史条件和实践范围的限制,过去的军事思想、军事理论,对今后的战争不可能完全适用,它必须依照战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即便是一些基本原理,也必须结合新的情况,具体运用。

 

三、认识和实践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告诉我们,要处理好主观和客观的关系、普遍和特殊的关系,必须处理好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在战争问题上同样如此。战争中主观和客观、普遍和特殊的统一,只能在认识和实践的统一中实现。离开了战争的实践,一切无从谈起。

军事领导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我们的头脑要正确地反映客观实际,只有通过实践。

由于战争的突然性,敌我双方都要隐蔽自己的企图,因此我们对战争中敌情的认识是很不容易的。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都有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对战争中敌情的认识更是如此。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

这种计划是否真正符合客观实际,符合多少,还要通过实践来检验和修正,这是认识的第二个过程。

对整个战争情况的认识(特别是掌握战争的规律),往往要经过实践——认识——实践的多次反复过程,要经过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反复比较才能达到的。

指挥员之所以在主观上犯错误,就是因为战争和战斗的部署或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没有解决好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军事上多打胜仗少打败仗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很好地统一起来。

只有坚持认识和实践、理论和实际(普遍和特殊)相统一,以达到主观和客观相符合,才能正确地指导战争。制订和实施作战计划,都必须十分重视对敌我双方情况的不断调查研究,要用90%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决定用不到10%的时间就够了。战争中的主观主义,定会多付流血的代价,甚至导致战争的失败。指挥员的地位越高,主观主义造成的后果越严重;正确的认识路线所获的胜利也就越大。中外战争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已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例如,苏德战争是1941年6月22日凌晨4时爆发的。战前,尽管苏联看到了战争的危险,但缺乏充分准备。苏联最高当局判断,1942年以前苏德间不会爆发战争。德国发动突然袭击本已有许多先例,但苏联还自信苏德条约的约束力。194l午6月14日,即德国发动战争前8天,苏联塔斯社还受命发表一项驳斥关于德国将要进攻苏联的说法的声明。直到德国进攻前一天晚上,苏联才从德军的一名投诚者口中获悉德军要在第二天凌晨进攻的情报。苏联总参谋部于6月22日零时30分下达战备命令,这时距德军进攻时间仅3个小时,许多集团军还未接到命令,战争就爆发了。

在德军大规模的突然袭击下苏军仓促应战,仅前线飞机一天内就损失1200多架,大部被毁于机场。德军猛烈突进,当天侵入苏境50—60公里。苏军统帅部并不确实了解前线情况,曾两次命令边境部队转入反攻,企图一举击溃德军的突击集团,将战争推向敌人国土上进行。结果苏军继续受挫,反击未能达到目的。德军利用突然袭击的效果,于3个星期内侵入苏联国土350—600公里,完成了战略突击任务,使列宁格勒、斯摩棱斯克、基辅等战略要地受到严重威胁。

苏联之所以造成战争初期极为被动的局面,付出了极其昂贵的代价,其中有些损失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而未能避免。究其原因,最根本的一条教训在于:对德国的突然袭击,缺乏应有的准备,认识和实践不能统一,主观和客观不相符合。

苏军在战争初期受挫以后,及时总结了经验,采取了相应的有力措施,才逐步制止了德军的进攻,并相机转入反攻。

 

四、统帅和群众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原理启示我们,要在战争中处理好主观和客观、普遍和特殊、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必须处理好统帅(领导)和群众的关系,没有后面这一条,前三条也落实不了。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同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统一起来。他指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最基本的领导方法。”

毛泽东的军事理论本身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战争实践中群众智慧的科学总结。如十六字诀,十大军事原则,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守防御、“零敲牛皮糖”等等,都来源于群众的创造。

毛泽东伟大之所在,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既是统帅,又是群众的学生。彭德怀谈“粉碎第二次围剿”时说:毛主席对战役部署固然是异常细心地反复思考,力求无缺;对战术问题也是异常细心的,反复推究,特别是不耻下问,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此役集中优势兵力,‘伤敌十指,不如断敌一指’,他对此运用得最熟练。”

毛泽东说过,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尽管毛泽东是战略统帅,但他对行之有效的具体作战方法和训练方法也非常重视在部队推广。

这里不妨举例两则:

1948年7月16日13时毛泽东在给徐向前、周士第并告华北局的电报称:“太原空虚,有乘胜夺取可能。你们决心甚好。望首先控制机场,以尽可能短促时间完成攻城准备,即行攻城。攻城方法望采用山东部队所使用者,既迅速,伤亡又少,又节省炮弹、炸药。即是在火力掩护下用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携小量炸药置于城根,炸成一洞;再用同样方法置炸药已炸开之洞内,炸成一更大之洞,第三次用大量炸药,置于该洞,即可能成功。”可见,毛泽东同志对部队在实战中创造的新战法、新经验是何等重视。

《彭德怀自述》中谈到,“新式整军”的宝贵经验是这样取得—的:西北野战军在1947年12月中,撤围榆林,进行整训。一纵队三五八旅战士中有一名四川人,是俘虏来的。深夜,一个人在野地,写着他母亲的神位,哭诉他母亲是怎样惨死的,仇恨国民党和当地的恶霸地主,他参加了人民解放军,要如何为母亲报仇。一位连指导员悄悄在旁听着,他也有类似苦难,结果他们拥抱相诉相哭。我们抓住这件事,开了诉苦大会,把它当作运动来开展。

我军新老战士、干部,多数都有一本不同程度的血泪史,过去各不联系,不能成为同仇敌忾的阶级感情。诉苦大会普遍开展后,大会小会又紧密结合,一个人的痛苦,就变为大家的痛苦,大家的痛苦也就每个人的痛苦。很自然地提高了阶级觉悟,凝结为阶级仇恨。大家认识到,只有打倒国民党政府,消灭其军队,建立人民政府,分田地,组织合作社,才能解放自己,消灭剥削阶级。又进一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然后转到练兵。“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真正做到了官兵互教。

经过这次运动之后,群众纪律好了,上下级之间、军民之间相互关系好了,这就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这种诉苦会的形式是很好的,红军时期和抗日时期,都没有找到这种形式,要是早找到这种形式对争取俘虏兵加入红军,扩大红军的成绩,要快、要大得多。毛主席把这种作法推广到全军,并誉为“新式整军运动”。

毛泽东指出,在我们的干部中,大概还有不少的人,不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试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如果我们的同志不懂得这一点,那就一定会到处碰钉子。

综上所述,坚持战争问题中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必须正确处理四个基本关系:

从客观→主观(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

从特殊→一般(普遍) →特殊(认识过程的辩证法)

从实践→认识→实践(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从群众中来→集中起来→到群众中去(基本的领导方法)

毛泽东在战争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确实为我们提供了最光辉的范例。主要反对教条主义是毛泽东许多军事著作中的一个鲜明特点(特别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些文章)。

毛泽东指导中国革命战争,总是坚持主观和客观相符合,从客观实际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高度发挥主观能动性。而不是象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那样从本本出发,从主观想象出发,主观脱离客观。

毛泽东指导中国革命战争,总是坚持普遍与特殊相结合,以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为指导,具体地分析敌我双方矛盾着的基本特点,并指出这些特点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从而掌握战争发展的规律,制订出正确的战略战术。而不是象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那样总是割裂普遍与特殊的辩证关系,把书本上的公式和苏联的战争经验生搬硬套于中国革命战争。

毛泽东指导中国革命战争,总是坚持认识和实践的统一,他的军事理论著作来之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和发展。而不是象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那样,理论脱离实践,纸上谈兵。毛泽东指导中国革命战争,总是坚持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而不象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那样高高在上,脱离群众。

我们要以毛泽东为榜样,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办事,无论战时用兵打仗,还是平时教育训练,都要注意正确处理好四个基本关系。

概括地说来,四个基本关系说明四个基本观点:唯物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实践的观点,群众的观点。这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必须树立的几个基本观点,研究军事领导学问题也必须如此。如果我们能把主观和客观、普遍和特殊、认识和实践、领导和群众四个关系处理得比较好了,就算比较地端正了研究军事领导学的思想路线。

教条主义者指导中国革命之所以失败,就在于颠倒了以上这四个基本关系,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思想)路线,主观脱离客观,理论脱离实践,个人脱离群众。历史的经验—再证明:“三脱离”的结果,就不能不犯瞎指挥的错误,也就不能不受历史的惩罚。

我们研究军事领导学将会遇到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但毛泽东所阐明的关于军事问题中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仍然是适用的。当然它的内容也将在实践中不断补充、不断发展。

我们研究军事领导学,将涉及古今中外的诸多方面,应该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既要解放思想,大胆探索,汲取外来的新鲜东西,又要防止不尊重自己的珍贵遗产。总之,力求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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